陈锐：谈“读书破万卷”

2011/4/12 8:43:00 浏览：761 来源：重庆家教网

我们中国人一直是以勤劳著称的，至于勇敢似乎还有商榷之处。这种勤劳可以表现在许多地方，并在量词上往往用“万”来表达。我们曾相信人多力量大，形容人多，用万众一心；造房子用万丈高楼；聚敛钱财的标准是万贯家财；造长城是万里长城，以至在太空中都能用肉眼看得见，使得我们万众欢腾，不过近来据说已被质疑和被美国富翁蒂托一票否决；那些出去游历的人一出去就是行万里路；在读书上同样是如杜甫所言，要读就是万卷书，这样才能下笔如有神。我们通常赞扬某人的学问，总是在读书的数量上加以强调并几乎作为唯一的标准，据说钱钟书《管锥编》中就引用了古今中外约四千位作家，上万种著作，钱钟书自己也说西方的大经大典基本被他读完了。当代儒学大师马一浮读的书也太多，据说他在寄居西湖广化寺时，几乎读完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丰子凯曾说，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远不及马先生之多。（《桐庐负暄》）假若丰子凯所言可靠的话，以此推算，也远不止万本了。


书读得多，当然值得赞美，这表现了我们的民族传统对知识和书本的尊重，也体现了我们的勤劳的美德。它们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也同样令人景仰，譬如说勤劳致富。然而，在另一方面，是不是真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就如有神了呢？是不是人的知识和学问就真的如金钱那样能勤劳致富，能完全按照读书的数量来评定等级呢？事实是这二者并不是完全成比例的。想古来勤学苦练、悬梁刺股的有多少，但能成大家的又有几人？假如读书破万卷的结果真的如二加二那样确定不疑，那么成为大诗人、大学者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每一个人只要去读就可以了。因此，勤奋固然重要，但光靠勤奋是远远不够的，在读书破万卷之外，无疑还需要另一些东西，例如灵感、直觉、创造的热情等等，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也在模糊的意义上包含了类似的内容。我们都知道爱迪生的那句名言，即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但我们还忘记了那些汗水是人人都可以付出的，而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世界上许多事物的价值并不完全是以量的多少和易得而定，钻石之珍贵恐怕正由于它在量上的稀少，灵感的价值恐怕也正在于此。康德说过科学的法则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得到的，笨的人即使学得慢一些，也总是可以学会的，但灵感却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于二十世纪中西文化比较的专家来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缺少西方科学的那种精密分析和量化的特征，，是较多地注重质、整体和定性的方面。实际上，这种文化比较的成果是很成问题的，在读书破万卷这样的许多类似的名言警句中，正体现了对“量”的高度重视，诸如笨鸟先飞、勤能补拙、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书山有路勤为径、还有龟兔赛跑等后面，都无不透露出对量的强调，因为对勤劳的赞美总是以量作为内容和标准的，一切勤劳的结果就是导致了量的增加，而量是能代替一切的。不仅在读书上需要量，在传统的道德教化中也需要量的依据，依照明清时代的功过格，人的善行和恶行可以按照外在的量的方式来积累和计算，例如调戏一个****扣1000分，调戏一个已婚妇女扣200分，调戏寡妇扣500分，调戏尼姑扣1000分，代写一份离婚书扣10分，去戏院听戏扣1分，为父母扬名加50分等，到年终对善行和恶行加以总的决算，由天上的神来进行考核和奖惩。


这种对量的重视在当代的改革开放中也同样结出了它的硕果，在教育和科研这些有关读书的领域里，一切都需要量，年终要量化考核，职称评定、读书考试都需要量。据报载某高校一个博士生一年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而深得校长赞赏。我们的应试教育尽管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人们忘记了应试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量，君不见今日高考、中考以及各种考试同二十年前相比，一个重要的成果和进步就是在量上大大增加了，同时主观的试题越来越少，客观的可以量化的试题越来越多；学生的书包为什么越来越重呢，那是因为进步和发展需要量的增加；在许多教师看来，学生的作业总是越多越好，抄写生字词的遍数越多越好，读书上课的时间也是越多越好，于是中国的学生就成了世界上读书时间最长，最勤奋的学生，在节日、假日和夜晚都可看到他们在辛勤的补课，在为了量的增加而努力；甚至当代的一些贪污腐败、豆腐渣工程都源于量，因为政绩的考核需要量，统计报表需要量，各种各样的泡沫都需要量，今天的股市是否走牛，一个主要的技术数据也是需要放量。


量是不能代替一切的，在许多情况下，勤是不能补拙的。当代社会每天在出版的长篇小说和各种各样的著作不知有多少，每天在完成和播出的电视剧又不知几何，每年在晋升的学者、专家和教授又不知有多少，各种各样艺术成果和各种级别的奖层出不穷，但这些量的增加并未出现预想中的质变，大师、力作、原创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或者说，量的增加倒往往导致了大幅度的贬值，就象报载所谓教授不如狗，一份钱买几个一样。总之，量往往并不是可以绝对倚赖的，说路遥知马力可能有些道理，但日久见人心却是未必然。我们都可能有过这样的体会，某人作为我们的同事、同学与我们朝夕相处，但到头来还是一无所知和格格不入，而有的从未谋面的人却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或什么一见钟情。对于书也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书就是各种各样的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有的我们永远不能理解它，或者说不需要它，即使读了一万遍，一万卷也没用，而有的却如禅宗悟道，拈花微笑便知。据说钱钟书在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时，面对着工作人员的傲色和同行的赞叹，他却“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沉冰编：《不一样的记忆》，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245页）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书都可以读的，有些书可能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笨鸟无论如何先飞，也飞不了鹰那么高，。在那个龟兔赛跑的寓言中，那种乌龟式的勤奋又有多大意义呢？乌龟无论怎样勤奋也不会变成兔子，而且也不需要变成兔子。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许多人不大注重这种量，不注意那些外在的东西，如经验和勤奋等，他们也留下了许多名言警句，不过在我们后人无意识的选择中都被过滤掉了。孔子在谈到自己的学问成就时，并不以自己读了多少卷书而自豪，他尽管说学而不厌，思而不学则殆，但也说学而不思则罔，这个思是无法用量来评价的，他说他自己的学问不过是“一以贯之”而已，这个一在量上是不足道的。在孟子那里，读多少书也并不怎么重要，更不用说万卷了，他的信念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对于道家来说，读书则更加是有害的，书读得越多，越是妨碍到达真理，所以是“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行万里路同样不必要，“其出弥远，其知甚少”。在这以后，禅宗则更强烈地反对读书，甚至语言文字也不要有，那些佛经不过是粗言死语，最高的真理、第一义是不可说的，慧能便是不识文字却能悟道的典范。宋明的陆王心学继承了禅宗的许多特点，不重读书也不重写书。在王阳明看来，“知识愈多而人欲愈滋”，（《传习录上》）许多理学家“记诵之长，适足以长其教，知识之多，适足以长其恶也，闻见之博，适足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足以行其伪也”（《答顾东桥书》）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也是这样，他和禅宗一样更注重内心的修行，而不大注重外在的东西，他反对修造大殿高堂，并劝人最好不要读书，不过他也不是绝对反对，偶尔读读《道德经》也可以，当然最好什么也别读，免受文字的束缚。清代的章学诚则说一切学问本于性情。在二十世纪，钱钟书读的书是少有人能比了，但对于书也不是那么崇拜的，“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不一样的记忆》，245页）马一浮读了那么多的书，但也只是“六经束阁真何用，百喙争鸣只自营，收拾闲名随物性，谁知致寇是心兵，” “拈花尚费辞，飞鸟留无形，”“绝学捐书吾已得，江湖肝胆两相忘，味淡希声诗总废，山空人静日初长。”（《蠲戏斋诗编年集》）


列举了这么多反对读书之言，也并不是完全要取消读书了。历史上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反对读书，不过是要我们看到那种纯粹的外在的读书，那种纯粹的量的计算也有着它的副作用。当人已经丧失了他的内在本性，完全沉浸在外在的五光十色的尘世之中的时候，书对人就并不是越多越好的了。有的海外学人批评大陆学人的浅陋和所读书之少，这其中诚然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恐怕我们更为缺少的并不完全是书，而是我们的灵魂。古代连泛观博览的朱熹也建议学者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亦佳，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大可不必整日去读书，否则他还有多少时间去思考呢？叔本华也说整日读书的人就象重物压制下的弹簧，便没有活力了。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德漠克利特都说博学并不会给人带来智慧，我想他们反对的也是这种情况，那种纯粹的外在的文字的量的积累也会使人陷入文字的桎梏之中。金庸在《侠客行》描绘的情节大家可能还记得，多少武林高手由于文字的束缚，无法参透那最高的真理，最后却是不识文字的石破天悟透了天机。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许多学问大家，他们学术上的成就是令人景仰的，他们学术上的功力是当代人无法比拟和难以企求的，但他们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就是沉浸在太多的文字书籍和史料中，既没有到达理论的建构和创造，也脱离了现实的自然、社会和人生。他们许多人是学惯中西的，但他们写作的风格、成就是和西方的思想家、历史家、科学家仍然是有很大不同的。钱钟书在文学上的见解无论怎样广博和深邃，但他的《谈艺录》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学者的特点从他们彼此的学术争论上也可以看出来，海外的学者余英时曾指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大陆则也有人认为资料的合理利用是正常的，并反指钱穆也抄袭了别人的东西。再如钱钟书以自己的广博和深邃而自傲，批评陈寅恪对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的考证太Trivial（琐碎，见小），（《不一样的记忆》，179页），在评论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时暗示他的书只是史料搜集很完备，但却缺少自己的创见，就象在请客时，客人七嘴八舌开小会，主人却不开口。反之，钱仲联尽管崇拜钱钟书的诗。但也说钱钟书太喜欢用典，卖弄学问，“我不喜欢的在于他喜欢用典故，这与《宋诗选注》每句都挖脚跟是不是有关系我不知道。如果一句一句都有来源，卖弄典故，就不需要创造了。”（《不一样的记忆》，42页）总之，中国和西方都有悠久的传统和广博的经典，这需要我们去继承，需要我们去读尽可能多的书，但是，光有勤奋和文字的量上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就象市场经济中纯粹的勤劳也未必就能致富一样。不管怎样，在读书中要真的致富，要到达较高的学问成就，要振兴我们的民族，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不仅要有量，而且更要有质；要认识到哪些书是你所需要的，哪些书是你所不需要的；不仅要读书本，更要读世界和人生这本大书，读你自己心中的书。在经济生活中，假如我们还记得那句老话，记得“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那么在读书中，最终也只是工夫在书外。